1936年，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，红2方面军刚刚成立，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这些教育不仅针对干部，也包括对战士的训练，提升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，力求增强整体的作战能力。
为了加强红2方面军的领导力量，上级决定派遣一批红1方面军的干部加入其中。其中，卢冬生领导的红4师接收了从红1方面军空降过来的干部，包括政委李井泉和副师长张宗逊。
在军政整训期间，红2方面军接到命令，要求在4师开展反军阀主义、游击主义的试点工作。于是，师里召开了一个干部战士大会，卢冬生原本并不知情，只是接到通知参加会议。其他干部询问他开什么会时，他也表示不清楚，大家都感到很疑惑。
会议开始后，首先汇报了军政整训的情况，随后话题一转，开始讨论如何反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。会议上，空降的干部直接点名批评了卢冬生等人的做法，这让下面的干部和战士们十分震惊。
卢冬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，红2军团的老资格干部，自南昌起义以来，他就一直跟随贺炳炎领导革命事业，担任过团长和师长等职务。在1934年之前，由于夏曦负责洪湖地区的工作，导致部队干部损失严重，幸得卢冬生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，才避免了更大的问题。他也因此成为了红2军团资格最老的干部之一。
展开剩余65%在部队转移期间，卢冬生所指挥的红4师作为先锋，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。在红4师乃至整个红2军团中，卢冬生的威信非常高。然而，会议上的批评让所有人感到意外。卢冬生性格耿直，他站起身走向主席台，面对所有干部和战士，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。他说，既然大家认为自己没有带好队伍，他决定向上级辞职，并将指挥权交给空降的干部。
他说：“我的警卫员、马兵下连队当兵，我不带走一人一枪一弹。”随后，他解开衣扣，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和残疾的腿，表示除了这些，什么也不带走。说完这些话后，他便离开了会场。
这一场会议让空降干部感到非常意外，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。全师上下议论纷纷，有些干部感到很委屈，产生了抵触情绪，甚至有的想辞职或调到其他部队。在师里的影响力也不小，很多指战员都感到内心不安。不久后，卢冬生向贺炳炎辞职后再也没有回到4师。贺炳炎尝试做思想工作，希望他回来，但卢冬生性格刚烈，不愿接受没有充分调查就对自己做出不公正指责的决定。
不久后，全面内战爆发，红2方面军改编为120师，下辖358旅和359旅。卢冬生被任命为358旅旅长，陈伯钧担任359旅旅长。虽然他曾提出辞职，但从他对部队的熟悉程度和威望来看，依然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。由于空降干部的情绪问题，卢冬生并未立即上任，而是坚决要求去抗大学习。最终，上级决定将张宗逊任命为旅长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尽管卢冬生之前只是担任师长，但在红2军团中的影响力无疑是非常大的。军团改编为旅，他担任旅长是按军团长的规格来任命的。例如，红6师的师长贺炳炎，在改编后成为了团长、副团长等职。
部队到达前线后，卢冬生在后方学习，考虑到抗大学习后，可能会调到其他部队作战。到1938年，上级决定将一些高级干部抽调到苏联休养。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积累的经验以及身体上的劳损，让他也被列入了去苏联的名单。
本来他计划是短期休养后再返回工作，但却恰逢苏联卫国战争爆发，导致他滞留在乌兰巴托。多亏他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时学会了俄语。之后，在反击战中，他和刘亚楼一同返回莫斯科，刘亚楼担任作战部队参谋，而他则被派往远东地区工作。
随着苏军出兵东北，周保中领导的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返回中国，并分派到各地进行接收工作。卢冬生担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和松江军区司令员等职务，但在制止苏军士兵暴行时不幸遇难。若是他能够在东北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，或许会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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